《一九八四》再没有乌托邦

《1984》节选:

1.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透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一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己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喻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画。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2.

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3.

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4.

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象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纪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5.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与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入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6.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7.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8.

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reduced)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够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象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alone)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9.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俱、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象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粘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祖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俱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not)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10.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

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

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关于1984: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政治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著作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这部小说至今已经被翻译成62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英语文体家,被称为西方世界的良心、欧洲的鲁迅、“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和“天才的梦魇者”。奥威尔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1907年举家迁回英国。少年时代。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1921年远走缅甸,加入帝国警察部队,非常同情当时殖民地的人民,最终因厌倦殖民行径、痴迷写作而辞职。1927年回到欧洲,从事文学创作。1936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因重伤返回英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威尔积极参加反纳粹的活动,并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困扰多年的肺病,年仅47岁。主要作品有《动物庄园》、《1984》、《绞刑》、《缅甸岁月》、《猎象记》、《巴黎伦敦落魄记》、《向卡特洛尼亚致敬》、《置身鱼腹》和《我为何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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